思政课 | 思想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听张维为说（第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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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论节目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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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这就是中国》第三集张维为教授演讲稿全文：
读懂中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太大。我老讲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如果照人口规模来算的话，欧洲一个国家的平均人口，大概是1400万左右，中国是接近14亿，大致上中国是一百个普通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
所以读懂中国往往面临一个“盲人摸象”的问题。每个人摸到的都是大象的一部分，我摸到它的耳朵，我说它就像一个大的扇子，你摸到象的鼻子，你就说像一个圆圆的圆筒。
究竟如何真的读懂中国，首先就面临一个人均的问题。比方说天气预报说今天新加坡平均温度35度，那谁都懂，这个国家太小了，大概是北京的二十三分之一，上海的九分之一，因此这个35度肯定是非常准确的。
但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平均气温35度，谁都找不到感觉，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东北是冰封雪地的时候，海南还是烈日炎炎。
所以有人说我们经济总量很高，人均GDP还比较低，这种解读方法其实面临一些挑战。
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社会指标总体上其实是不错的。比方说中国人的中位家庭净资产，特别在我们发达板块人口，已经超过美国了，老百姓的家底比较丰厚。
到2013年的时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中位净资产是122000美元，美国家庭的中位净资产当然就更低了，是72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50万元到84、85万元这样一个水平，而且是包括房产的。我想大家根据自己的常识，都可以大概知道拿到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实际上这些数据全是公开的，我们很多学者用都不敢用，他们不敢相信中国人怎么可以比美国人富裕。如果在美国生活过，你就会知道这是个常识判断，很多中国人比美国人生活得好。
另外从人均预期寿命、社会治安、人民对国家的满意程度来看，也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中国人均GDP根据官方汇率统计并不是十分高，但是我们的社会指标和百姓的满意度，总体在国际比较中还是比较高的。
这可以从多个角度解释，一个角度是这正好证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另外还有一种解读，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即我们GDP的计算方法是有一些问题的，至少跟美国人用的方法不完全一样。
比如我们农村有大量的经济活动，过去40年改革开放，我们农民兄弟的房子，从土房变砖房，变瓦房，变楼房。如果你去一些地方，我们农民兄弟有一些还在“种楼”，希望以后在拆迁征地款时候能够多拿到一点，等等。很多这些活动实际上没有算进去。
城市里边有很多街头小贩，这是很大的一个产业链，可能有城管去管一管，但我们也不计入统计范围，所谓“放水养鱼”。但这个在国外是都统计的，比如意大利，连贩毒、卖淫这种非正式经济也全部算进去。所以我想总体上，可能我们的统计方法，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对我们自己的GDP有所低估，虽然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
我有时也在想一个更大的问题：怎么从西方这个指标体系中解放出来？有很多指标是在西方社会实践中，或者西方自己的理论中产生的，实际上用到中国，往往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误读。
比如西方国家经常用的就是出境人数。我们现在正式统计，2017年的中国出境人次是1.3亿，这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境人数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点保守。因为我在欧洲长期生活过，欧洲都是小国家。我们从北京到上海，飞机是一个小时四、五十分钟，这个距离在欧洲至少走十个国家，对不对？所以在中国，严格地讲，从经济能力来说，凡是能够坐飞机、能够坐高铁的，都是有能力出境的。特别是用欧洲标准的话。
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听到叫“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我自己从来不用。世行的报告会讲，某年13个国家或经济体已经成功地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去看这是哪些国家，发现居然有赤道几内亚，还有毛里求斯。
我就想，这个麻烦了。因为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十来年前就超过北京、上海了，达到2万美元。但是因为非洲国家我走得多，赤道几内亚至少15年前时，它的城市居民还是一半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因为发现了石油，然后一些外国公司去投资了，一下子人均GDP就上来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个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关系？
毛里求斯也是一样的，那是很小很小的国家，相当于我们一个县，靠经济旅游一项，它GDP就可以上来。但碰到一场危机，GDP就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跨国比较要有一个规模的概念，否则恐怕连读懂中国的门都进不去。把这些小国家跟中国放在一起比，有点像把大象和跳蚤放在一起，然后得出一些结论，这个很难令人信服。
小国家有小国家的长处，也有小国家的脆弱。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新加坡人，他就说，我们现在人均GDP是挺高，却如履薄冰。有一个“9•11”这样的事件，新加坡就完了。真是这样的。它不像中国，有承受各种各样灾难的能力。像汶川地震这么大的事情，国家经济是纹丝不动的。
所以这是大小规模不一样而产生的特点。中国的特点，我概括为大国有自己的大国优势，它的回旋余地特别大。
把大象和跳蚤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我自己做政治学，实际上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里边，西方主流学者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读不懂中国。
以政治学为例，政治学者对中国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西方主流学者不仅没有准确地预测中国，甚至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也没预测到特朗普的上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者几乎都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各种所谓社会科学想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套用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式，但现在看来无法解决人类社会这种丰富性、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所以我老说中国学者或者我们整个学界，应该结束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
读懂中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需要超前地研究一些问题。究竟中国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指标体系要做哪些改进，特别是现在“一带一路”规划下，中国以这么大的规模走向世界。了解发展中国家，了解非洲，了解拉美，了解西方，准确地把握，这样我们就形成一种真正的定力。这个定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观众提问：张老师好。之前有看过您和亨廷顿的学生福山的论战，我觉得亨廷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能力。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中国的发展肯定也有很大部分归功于我们稳定的政治秩序。
但是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很多新兴利益集团，它们可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想请问，中国模式是怎么把这些不同的新兴利益集团吸纳到现有的政治制度当中去，让它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合理的表达呢？谢谢。
张维为：很棒很棒，问题很有水平。我想是这样的：如果你仔细看，实际上江泽民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中一个代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中国共产党是向新社会阶层开放的，我不知道马云是什么时候入党的，但不管怎样，马云也是共产党员的一员。
叶青林：政协里面有个界别，就是新社会阶层。
张维为：对，实际上就是新社会阶层。
中国用什么方法把他们纳入政治系统，或者我们称之为协商民主的系统？
第一就是（使他们成为）我们协商民主的一部分，最典型的标志当然就是政协本身，包括人民代表大会。
另外我觉得我们党很好的一个传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方说现在滴滴打车在中国是合法的，但它在德国就不合法。因为Uber来到德国之后，跟现有的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冲突。那么西方的做法典型的做法就是打官司。西方是法制社会，只要在那生活过你就知道，它是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官司大概率是出租车司机赢，Uber会输，于是它就被禁止了。德国、法国我知道现在都是这样的，没有异议。
但中国是把Uber合法化了。虽然你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在发展中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这里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协商民主的机制。滴滴可能在政协、在人大、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都没有代表、没有关系，但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需求或者新的利益。这是共产党要考虑这个问题。
民意来了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专门的途径。可能是政协提案，可能是针对网上的一篇文章、大家热议的某个话题进行调研；然后可以把滴滴“请进来”，请到市政府里边来座谈，包括谈一些诉求，然后我们再一次去做调研。这样几个来回之后，寻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传统出租车行业能接受，滴滴也能接受，公众也能接受，这就是协商民主的成功的案例。
可能之后还会出现很多问题，很多人会去抱怨。但是这些问题之后也会在发展中来解决。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说明这个系统有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
观众提问：我想问一下，你研究了中国道路和中国现在的制度，我们能不能避免因为贫富分化引起的社会动荡，从而避免重复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谢谢。
张维为：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确实要关注贫富差距的问题。但同时我也觉得，中国基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过这方案还可以完善。
我老是说，首先我们的指标体系要创新，不能完全用基尼系数，要有新的指标体系。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就发觉中国大致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的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富起来；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所有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他完整的论述。
你现在回头看第一部分，“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富裕起来”，这个我们基本做到了。过去将近20年，整个中西部地区发展都比沿海要快，你可以感觉得出来的。这实际上也带动了当地贫困人口的脱贫。我们现在是2020年要解决所有的照现在标准的贫困，这是了不起的，我个人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现在7亿4千万人脱贫了。所以这方面进步很大。
但是在“先富的人带动所有的人共同富裕”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在探索，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更有效地做到。虽然已经有不同的探索，但还没有做到最理想的状态。好在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朝这个方向走。
一讲到贫富差距，很多人马上就会激动起来，但你一定要看宏观的把握，要防止这种很简单的、激进的思潮。总体上中国是在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在走，多少人命运得到了改变，全世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而且前景还继续看好。所以我觉得可以跳出来，如果你说是一种循环的话，是可以解决的。
主持人：包括现在国家还在大力抓精准扶贫，这个也是我们一种特殊的做法，您走过那么多国家，有没有地方也这样去扶贫呢？
张维为：精准扶贫实际上是很高的一个要求。首先贫困的人数要相对较少，如果有7亿人就没法搞精准扶贫。第二，政府能力要比较强，要能够管到基层，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你只要实地考察过就会知道，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它的中央政府可能就能管一个首都；但我们到贵州最穷的地方，农民贫困户都有银行卡，政府可以把钱打到他卡上去。这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数字管理。
所以本身能够提出精准扶贫，然后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才能这样做。
马泽晨：我想追问一下张老师，是不是所有的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会不可避免地使得最顶尖的人快速地获取财富，但忽略了后面更多人的收入的速度？这是一个无解的话题吗？
张维为：实事求是讲，如果你算一个总账，中国过去40年每年是平均增长9.5%。像这样一个增长率的话，它必然意味着每年都要创造一大批的富人、企业家。
观众提问：中国的GDP发展得很快，不少外国人认为，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它早就应该陷入困境。但现实情况是我们不但没有陷入困境，反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也被很多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经济之谜。
想请问张教授，中国是如何在面临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取得这么大的进步？
张维为：首先是因为西方读不懂中国，照西方的逻辑，中国要崩溃过……（思考）我估计基本上每两三年就有一个大的舆论，说是中国即将崩溃。
最有名的是章家敦，他现在也很尴尬，一出来他就笑。他对中国崩溃的预测是精确到年和月。所以每次都……当时WTO中国加入的时候，2001年他说5年之内中国将崩溃，5年到了，他说还会再晚1年。这现在当笑话讲了。
这背后是中国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做法，我称为中国模式，这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模式不是十全十美，但是以现在这个水平已经可以跟西方模式进行竞争。比方说，我们经济上是混合经济，包括进行战略规划的中央政府和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两个层面，再加上企业。所以一般的经济只有两个发动机，但中国经济有三个发动机。
观众提问：谈到贫富差距，我觉得有人现在不问收入，但会问你居住在哪里。我以前住在黄浦，现在住在航头。如果你说自己住在南汇、航头这种郊区，人家就会判断你属于中低收入人群。
这会不会体现了贫富差距，所谓有钱人都是居住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没钱的只能住在边远的城市、城郊结合部。
张维为：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文化层面了。以过去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变化，特别是住房情况的变化，实际上说不定以后回头看，你的选择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你是上海本地人，所以你（对地段）的概念比较强，历史上一百年前就这样。上海叫上只角、下只角，就是好地段坏地段。这种现象，英文叫snobbish，就是非常势利，这是大城市的毛病。
实际上这个是完全可以摆脱的，你看现在新上海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我现在住在浦东，40年前上海人谁愿意住到浦东，现在浦东是多时髦的概念？我去过航头，那里前景很好，还有一个古镇。等文化资源发掘出来以后，说不定会像今天的周庄，多少人会羡慕你住在古镇边上。所以我觉得文化概念真是可以变迁的，而且我们是可以看到它这样一步步变化的。
最后，我觉得就是指标体系创新刻不容缓，西方玩这个玩得是炉火纯青，动不动就弄个指标，一看就是有破绽，它也敢用。所以我们的学者，第一不要被他们忽悠，第二要形成自己的指标体系，并用这个指标体系来看西方，看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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